1996年达能与娃哈哈成立合资公司，达能出资4500万美元加5000万人民币商标转让款，占合资公司51%股份。宗庆后权宜之计下的妥协，必定是让达能做了一笔很划算的买卖。这笔交易的实质是把原公司的重要资产“商标”低价出让，作为回报，在所有公开协议之外，宗庆后个人再与外资达成分肥协定。诸如一系列离岸公司的注册和家人的海外就学等事务的安排，也都委托达能全面关照。因为有如此之多的幕后交易，达能才达成一笔“超划算买卖”。对比一下，乐百氏的何伯权在2000年把公司92%股权卖给达能时，后者付出的代价可是23.8亿元人民币哦！

　　各方面均不让人的宗庆后还没有做过如此赔本的买卖。不过，他看重对公司的实际控制，并不看重那一纸合同。因此，他坚持在达能占51%的合资公司中，董事长、总经理由他一个人挑，不设副总经理以防分权，达能不派人介入公司的运作管理，公司全由他一人说了算，达能坐等分利。当这一切霸道的要求都被满足之后，宗庆后感觉还是赔了！他要以宗庆后的方式，推翻这个不平等条约。于是在合资公司之外成立一系列家人控制的离岸公司，同样使用已经过继给合资公司的娃哈哈商标。利润在不同壳子的划分完全按照他的个人意向裁定。当由此造成的“流失”以几十亿元计的时候，达能的范易谋坐不住了。

　　按范易谋的逻辑，你既然签订了合约，就得按照合约写明的条款办事，不管这个合约是否平等。这是契约精神。这个法国人忘记了，达能跟宗庆后签订的阴阳合同以及不为人知的个人奖励条款，都严重违反了中国现行法规。达能公司为了维护一桩特殊环境下的“超划算买卖”，不惜牺牲国际通行的规则，不惜牺牲长期行之有效的治理结构，不惜专设公司为宗庆后实现逃税提供便利，甚至公然漠视中国法律。自以为铺设够多，当事人已经完全被掌控。于是公开叫板维系失控的利益。可是，当把国际规则的外衣变成大旗高擎时，恰恰也暴露出自己丑陋的裸体。

　　宗庆后依仗着他独特的话语方式，高层内参、民族情绪和群众运动一起联动，原不把达能放在眼里。可是一连串离岸公司违规运作、一家人国籍变换、一系列公司由国有股零代价转换成个人股的事实，一件件不断被曝光。一个胆略过人的企业家生生被自己涂黑了，那种恼羞成怒的怨气直冲九天。如今又被曝光偷税3亿元人民币，更是雪上加霜。一年前，当宗庆后打出民族品牌的旗帜后，各大媒体竞相头版报道，知名人物纷纷表态，强调中国民族品牌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可是，一年后，宗庆后故伎重演，舆论就没有那么买账了。很少有报刊继续报道宗庆后的宏论，反而到处是“中国偷税第一人”的封面文章，他只有靠自己写博客来广为告知他的中国心了。

　　这实在是个重要转折。娃哈哈集团最终所属已经不再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宗庆后与达能舞动旗帜背后赤裸裸的利益令人瞠目。一个无视规则而又打规则牌的跨国公司将如何自处？一个为私利把所有违规的事全做了的企业家将如何收场？国人开始跳出民族情绪，从一般商业规则的角度看待宗庆后，看待达娃之争了。

　　俞正声问了上海人一个从来不曾想过的问题，“为什么马云没有在上海产生”？上海人受触动了。可是来自广东的汪洋却不是发一下感慨就完事，他率领广东省委一班人去杭州阿里巴巴考察。两会期间，借着广东的各位封疆大吏济济一堂的机会，汪洋要探讨把阿里巴巴落户广东的具体事宜。因为先前盲目谈产业升级紧跟着带来了广东的吃饭问题，几万家中小企业正纷纷撤离广东。解决中小企业的出路，成为广东省委书记的当务之急。马云由此成为两会期间最为风光的企业家。

　　也正是在此时，我去浙江大学跟EMBA班的企业家和高管对话，提出了为什么马云出在杭州而不是出在上海的问题。企业家、高管学员们发言踊跃，一下子给我反馈了40多条理由。条条触及了真问题，比官员和学者们的看法直接多了。现在我在此择其要者与大家分享。

　　学员1：这跟政府投资环境有关系，马云只能产生在一个服务型社会里。

　　这话抓住了马云产业运作的实质——服务。要提供一种服务，首先得有这种需求。上海已经很格式化、程式化了，现有的渠道和体制已经可以解决所有那些人们的需要了，因此靠干服务做大就有了不利的条件。

　　学员2：第一，广东和上海有很多更容易来钱的机会，有很多捷径可以走，比如说房地产，用不着去做不确定因素很大的互联网。第二，互联网企业初期需要找一个成本相对低的地方。

　　这个学员抓住了机会成本和运营成本两个概念，非常到位。当你面前的机会太多时，你就往往不知道怎么选择了。当你在不同的选择之中犹豫徘徊的时候，那些没有选择的人，却抓住一件事干到底，他们的无限潜能因此就都给释放出来了，你就肯定会被他打败。还有就是生活成本和工作成本的问题，是任何一个成就大事的人必须从开始就会斤斤计较的。没有这份斤斤计较的精神，企业家的创造性就不会横空出世。

　　学员3：我感觉跟文化有关系。浙江那种脚踏实地的文化和开放的大环境成就了马云。

　　从浙江人的脚踏实地与对新事物开放的文化上来说事，这个学员抓住了人的心智这个根本。浙江没有完备的体制，也无法产生等靠要的习性。因此有着一切靠自己的奋发内因，和对奋发成功者的尊重。不看你的三代，只要你能混出个人样来，就会得到尊重。

　　学员4：上海高楼大厦建筑比较多，而做网站更需要创造性的思维，在杭州这个山水风光好的地方更适合。

　　这个学员抓住了深层的问题。上海已知的东西太多，人才济济，国有体系完备，容不得马云这样有大志向的小人物出人头地，也容不得活跃的创造性思维。做企业都是从已知到未知的创新。如果已知的东西过强，还怎么创造呢？而杭州就不一样了，这里有温润的气候，宽松的环境，可以让一个人心静下来。静心是一切创造性思维爆发的必要准备。

　　学员5：非典的时候，阿里巴巴曾提出“可以在家里上班”。杭州市领导号召杭州人学习阿里巴巴。政府帮助小企业做宣传，这是马云碰到的好机会。

　　都说上海机会多，这个学员却偏说杭州小地方机会多。小地方可以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小地方动辄有轰动效应，大地方则很难轰动起来。小地方的机会往往不被人看重。沃尔玛创始人山姆·沃尔顿在总结为什么成功时，也说出了这个道理。他说，亏得起步时没有钱，亏得当时在小镇上生活。这样他才能安心在街头拐角开一家折扣店，才可以专心琢磨邻居们的心理，摸索到最便宜这个沃尔玛的核心理念。要是有了钱肯定不会再去开杂货铺了。

　　学员6：在浙江，如果没有马云也会出来一个“牛云”。浙江人都想当老板，有根深蒂固的创业精神。改革开放以前就有温州人、萧山人、绍兴人出去赚钱。这是跟其他地方人不一样的。

　　一年前老娘去世的噩耗撕碎了我的心。我顿感生命霎那间失去了意义。在这熙熙攘攘的尘世中，老娘是我心灵栖息的家园。每当我累了，郁闷了，心躁了，开怀了，喜悦了，我都会给老娘打电话，可着劲儿喊一声：“老娘，想你呀”！电话那边就会传来爽朗的笑声，“老儿子来了”。老娘晚年耳聋，除了“老娘”这声标志性的呼喊外，她很少能听清我在说什么。我就听她说。老娘说话依然嗓音宏亮，语气还是那么爽快，抑扬有致，很有乐感，总能给我传来源源不断的喜悦和温暖。她说够了，最后总是加上一句：“好了，就这么着吧。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回家来看我呀！”

　　老娘话语是润泽我心灵绵绵不尽的清泉。每次跟老娘通电话后，我的心智就会清爽起来。老娘走了，我心灵的家园没了，我成了孤儿。一如老舍所言：“失去了慈母的爱便像花插在花瓶里，虽然还有香有色，却失去了根。”

　　娘21岁结婚，生育了我们兄妹6人。我最小，是“老儿子”，大哥大我16岁。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山东农村很苦。父亲在离家挺远的供销社上班，每月仅有8块钱工资。娘一个小脚女人，用她并不强壮的肩膀撑起了这个家。她白天跟年轻人一样去下地干农活，挣工分，晚上常常还要去碾粉或弹棉花。或许正是机器轰隆声损害了她的听觉。据说，娘生我的那天，白天还下地干了一天农活，半夜里把我生下来，第二天娘又下地干活了。

　　爹每月从供销社回家一两次。早晨爹还没下炕，娘就把一碗冒着热气、香喷喷的两个荷包蛋端到爹的炕头。估计那是娘一过门就从奶奶身上传承下来的做媳妇的教养。山东媳妇嘛。鸡蛋当时很金贵，小孩子只有在过年过节时才能吃一点星星。每逢爹吃荷包蛋时，我们就会趴在炕上，爹也疼我们，会分给我们吃。娘要是看到了，就坚决不许。

　　娘拼命劳作，压弯了自己的腰，却挺直了儿女们的脊梁。1961年大哥考进了南开大学，1963年大姐考进了鞍山钢铁学院。在我们村许多人家，孩子通常连中学都上不了的，他们中很多人甚至读不完小学，就要回家干活挣工分养家。娘没有这么短视。她常说“车到山前必有路，出水才看两腿泥”。

　　许多的恐惧和危难，都是人们想象出来的。给挫折盛开的自由，让它们充分展现。等着那些可怕的事情发生了，也就过去了。在挫折还没发生时就恐惧骇怕，一个人很容易陷入琐碎的事物中。车到山前必有路，不要在那里阻拦挫折的爆发。在挫折开花结果的过程中，一个人的创造力也就迸发了，生命的火焰也就燃烧起来了。老娘这份面对挫折和危难的达观，使许多饱学之士汗颜。

　　富者拥有过多，因而碌碌无为。家境贫穷的压力，使娘身上的潜能得到了最充分的释放。为了让儿女长大成人，她常年忘我劳作，从不吐露一个“苦”字，大嗓门说话，爽朗地开怀大笑，以她独特的方式相夫教子。或许由于她心灵的纯净，超强的劳作并没有损害她的健康，晚年除了腿脚不利索，身子骨还一直很硬朗，面容红润祥和。她坚持每天早晨三点多钟起床练气功，打扫前后院，从不肯让别人伺候。娘小时候缠脚落下了鸡眼病根，致使每每需要去公共浴池找专业技师修脚。她周身皮肤白嫩透亮，成了老家公共浴池的一道独特风景。她走的那天，村里有500多人来送行。

　　我一直在考问，在求解：一个山东乡村不识字的小脚女人，怎么能有如此的大能和造化？直到去年“十一”在徒步穿越西藏墨脱原始森林的行程中，我才有所领悟。

　　雅鲁藏布江大峡谷一处处悬壶直挂的瀑布，静静的河床，清新的空气，沉静的山谷，构成西藏空灵纯净的世界。当那些要成为什么的欲望开始停歇，老娘每天晚上都能如约而至。一种圆融融的感觉，沁透了我的心肺。而此前，无论在山东或北京的家里，还是出差在外，老娘一直不肯进入我梦里。

　　全球资源和能源价格高涨，中国制造成本大幅度上升。被逼在墙角的中国公司，不得不“走出去”参与全球化。可是，中国公司的正当投资，时常遭受西方跨国公司的质疑和国际舆论的反弹，中海油、海尔、华为以及收购中西部矿业的中钢集团等走出去的步伐屡屡受阻。而有印度背景的米塔尔公司和塔塔集团，却能在近十年来接二连三实现超大并购，成为一流的世界大公司。随着中铝肖亚庆的出现，局面开始改观。

　　震动全球的必和必拓收购力拓的1474亿美元大案，由于中国因素的加入而出现转机。在几乎所有人还都毫无察觉时，中铝董事长肖亚庆2月1日在伦敦证券交易所宣布，中铝已联同美铝出资140.5亿美元（中铝占资逾九成）通过场外交易拥有了力拓在英国的上市公司12%的股份，相当于力拓集团股份的9%。中铝成了这家全球第三大矿产资源公司的单一最大股东。

　　必和必拓与力拓的收购拉锯战已经持续很长时间了。作为全球第一大巨头的澳大利亚必和必拓强行收购全球第三的力拓，牵扯着全球的视线。从欧洲、美国，再到亚洲的中国、日本和韩国都表示了对垄断的担忧。可是却拿不出实际办法。中铝与美铝联合模仿必和必拓活用小股东套利的心理，收购拦截性股权，在墨尔本成立特殊项目公司，二级市场收购，场内场外结合，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尽管外界认定这是对必和必拓的阻击战，但是中铝董事长肖亚庆非常低调，再三回应说这只是一桩投资生意。如果价钱合适，可以把股票卖给任何人，当然包括必和必拓。肖亚庆的商人本色，开阔视野，娴熟技巧，潇洒气度，大受国际舆论好评，被西方媒体称为中国公司全球化经营的代言人。与以往中国企业在国际并购所引发的质疑和恐惧不同，肖亚庆染指的是当下国际最热的矿石资源，却没有引起国际舆论的反弹。

　　全球化把发展合伙关系提到了一个很高的程度。企业若善于发展伙伴关系，就更容易得到发展。中铝近年来一直在寻求与大公司合作“走出去”，在秘鲁等国的项目也都是开放式的，甚至愿意“把管理权交给有先进经验的外国公司”。此次联合美铝一起行动，更展示了中铝的圆融智慧。因为有美铝这块牌子，做生意的味道就非常浓厚，没有人相信美铝会主动为中国国家利益服务，这自然大有利于化解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种种疑虑。

　　美铝对两拓合并心存恐惧，一点不亚于中铝。去年2月，曾经盛传必和必拓与力拓两巨头计划要收购美铝，一度导致美铝股价上涨，到6月达到最高价48.77美元。可是受美国次贷危机拖累，美铝股价之后一路下滑，到今年1月23日摸底26.69美元，已处于被并购的边缘。而此时深陷次贷危机的美国各大投行自身都难保，已无力支持美铝阻击1400多亿美元的大并购。

　　中铝是中国规模最大的氧化铝及原铝运营商，世界第二大氧化铝生产企业。在中国经济腾飞的大背景下，融资条件比较充裕，中铝、美铝由此一拍即合。在肖亚庆看来，中铝虽然在产量上已居世界前列，但在企业管理和海外投资的相关经验上还有很大差距。寻找利益共同点，寻找互相信任的伙伴，是中国公司全球化必须经历的一步。

　　“事实上，不仅仅是服务和金融等行业在进行全球化变革，我相信，最终资源也会实现全球化，而中国必须要参与这个资源全球化过程。”肖亚庆对全球化的认识，相当到位。肖亚庆的全球化观念，是一种整体人的观念。这也就是米塔尔和塔塔集团所奉行的理念：世界是一个整体，全球化的公司是这个整体的一个有机部分。世界上所有相关利益者，都应该参与分享公司全球化的红利。肖亚庆没有把中铝从圆融的世界中割裂出来。正是基于这种整体人的智慧，近年间中铝走出本土，在资源和市场周边的发展战略才落到了实处。

　　华为公司又有一个工程师自杀了。联系到最近一段时期以来一系列有关此事的报道，我写下篇博客“没有悲悯心支撑的科学心走不远”。文章的核心部分，用了在本专栏去年11月的两篇文章“华为无奈压强何”与“别把公司不是家理解成公司没有爱”。我认为，虽然时间过去了不少，但是那两篇专栏的分析并没有过时：“未来的世界只有两种公司不会被淘汰，一种是具有悲悯心的公司，另一种是具有科学心的公司。而能够创立长青基业的公司，则必须是真正具有悲悯心的公司。当一个公司形成了一种由悲悯心滋生的意识时，这个公司也就成了一个不可分裂的整体，才会有无穷的竞争力”。

　　这是我近一个时期以来，一直关注的问题。这个基本观点，在我对史玉柱与马云的对比研究中得到了印证。

　　一个备受争议的商业帝国或许正在转型？

　　巨人商业帝国取得了巨大成功，却引发了持续的争议。核心问题是巨人的商业导向。大家看到，史玉柱怀揣50万元起步研发脑白金，没有成品就找一个相近的产品盒来以假乱真。等着市场有了反应，他心中有了底，再投入广告和渠道推广，再制造产品。先推广，后产品，延续了史创业时推广巨人汉卡和脑黄金的经验。正是这种先推广后产品的路子，引发了广泛的争议：难道没有核心技术只有推销策略，就是中国保健品的宿命？

　　史玉柱的征途，取得的成功更大，激起的争议也更大。征途游戏中推崇的金钱至上价值观，以及对人们的金钱与权力欲望膨胀的刺激，都是争议的焦点。《南方周末》发表的“系统”一文，从一个玩家的角度，揭示了“征途”那些丰富多彩的金钱陷阱。从玩家的叙述看，征途这款游戏的成功，对于开发民智这个终极目标而言，有害无利。日、韩游戏产业的确很发达，但是他们两国游戏的目标市场却是中国。中国游戏如果一直迎合人性中低劣的成份，或是始终与金钱和权力绑在一起，势必将给游戏产业带来重重阴影。即将正式推出的《巨人》网游，延续了“征途”中的价值和逻辑，估计还是走不出阴影。

　　两个月前，巨人宣布已获得运动休闲游戏《运动王国》在中国内地和香港、台湾、澳门的代理权。《运动王国》游戏的制作商是位于瑞士的“运动王国有限公司”,协议有效至2011年。《运动王国》允许玩家建立一个单一的角色来玩各种各样的运动游戏，如网球、篮球、滑冰等。这款游戏在时间上，正赶上中国的奥运热，想必或会激发更多玩家的热情。代理这款游戏，可能预示着史玉柱的悄然转型。但愿巨人游戏借此也能实现真正转型：把网游建立在提升人类福祉上来。这个转变对史玉柱和许多中国企业家来说，是不可避免的。早一天确立悲悯心的位置，就早一天走上康庄大道。

　　建立自我，追求无我

　　人的心理通常有两极。一端是自我，另一端是无我。自我的一面将自己视为物质的和分裂的，通常是所有恐惧的源头。无我的一面将自己视为精神的和联结的，并且是所有爱的源头。理性的选择取向往往落在自我与无我的中间。对自我与无我的关系，李嘉诚把握得非常到位，他做企业的理念就是“建立自我，追求无我”。

　　同众多中国企业家一样，史玉柱建立了自我，可是却没有产生“追求无我”的冲动和欲望。他的绝对控股、对团队严格的控制等行为，都表现出他内在的忐忑和不安。史玉柱是在人们追求财富和价值实现上与他的团队产生了共鸣。现在的史玉柱是一个过渡。史玉柱是一个勇于自新的人。相信他会最终在积累财富与提升国民福祉之间达成某种平衡。

　　只做对人类有益的生意，这个定位一下子就把马云与通常的商人区别了开来。我们看到，马云在缔造阿里巴巴商业帝国的同时，已开始推行提升社会福祉的哲学。他不仅将注意力集中在团队建设上，不仅与客户、供应商和当地社群建立了战略联盟，同时还着眼为人类创造福祉的商业生态链的建设。

　　马云的特异之处在于他已经成了富有创造意识的“社会设计师”。阿里巴巴一开始选择在上海，但是后来又回到了杭州，这让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为失去这样一个由小企业发展而成的巨型企业感到相当遗憾”。其实，马云没有说清楚的是，当时离开上海是因为公司支撑不了大上海昂贵的费用，而且上海发达健全的体系或许也容不得马云这样无中生有的创造者立足。

　　《基业长青》的作者詹姆斯·柯林斯说过，“未来的一批长久成功的大企业将不再是有技术或产品的设计师建立的，而是由社会的设计师建立的。这些设计师将企业以及企业的运作视为他们核心的、完整的发明创造，他们设计了全新的组织人力资源和发挥创造力的方法。”马云正是将企业形式和企业运作当成核心的完整的发明创造，他设计了全新的组织人力资源和发挥创造力的方法。

　　美国企业文化量化大师理查德·巴雷特，把商业领导者分成7个层级。由低到高分别是：专制主义者、家长式统治者、管理者、提供便利者、合作者、伙伴服务者、智者/设计师。按里查德·巴雷特的定义，最高层级“智者/设计师”的行为由服务人类的动机所驱动。他们从社会的角度审视他们自身的和企业的愿景。他们关注世界的状况和未来的人类。他们不会为了短期的收益而牺牲长远的利益。按照理查德·巴雷特的描述，处于最高层级的企业领袖，是一个通晓并娴熟掌握所有这七个层次领导意识的一个自觉的设计者。如果一个领导只专注在最高层级上活动，很快就会因盈利能力不过关而枯萎下去。一如巴雷特的描述，其貌不扬的马云，已经能娴熟掌握七个层次的领导意识了，可以步入智者/设计师的行列。

　　马云社会设计师角色最突出的表现是在支付宝业务的创造性开拓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网上交易最大的困难是交易双方互不见面，不知底细，欺诈现象很普遍。诚信是电子商务得以发展的根基。中国一般的银行卡还缺乏诚信记录呢，何况一家民营企业？商业银行还没有敏锐地意识到电子商务的这一块大市场，没有动作。可是客户等不及。没有诚信的环境和诚信的链条，电子商务就是纸上谈兵。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创造。在买卖双方还缺乏信赖的基础上，一边把货发出，一边把钱打倒独立的第三方。等着买方对品质没有抱怨了，由第三方再把钱汇给卖方。

　　艾瑞监测数据显示，2007年中国电子支付市场全年交易额实现了100%的增长并突破1000亿元。预计2008年仍将保持100%以上的增长。而在这个大拼盘中，支付宝就占了50%以上。按这个趋势，用不了4年，电子商务交易额将突破10000亿元。可以想象，一个控制了5000亿元现金流量的支付宝将具有何等威力！

　　马云当然意识到一涉及金融领域就得面对一系列严格规定。但是，过去的规定跟现实不搭界的地方，就是留给企业家的创造余地了。马云触摸和搜索着机会，像经营金融机构一样地开始经营支付宝。

　　2007年8月28日，支付宝在香港正式宣布将联合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全面拓展海外业务。支付宝会员可使用人民币在支付宝合作境外网上购买外币标价的商品，来自全球的商家均可通过与支付宝的合作，同中国大陆客户展开网上交易。

　　2008年1月31日，支付宝联手建设银行开展卖家信贷服务。这是一项以淘宝卖家信用为基础、支付宝交易为质押的信贷服务。符合信贷标准的淘宝卖家，以其已成交而没收到货款的交易为担保，以卖家个人名义向中国建设银行申请贷款，用于解决个人的短期资金需求。支付宝卖家信贷服务单笔可贷款额度下限为50元，上限为5万元，累计可贷额度最高可达10万元。

　　上海市委新任书记俞正声呼吁上海人思考，“上海为什么没出马云”？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对此也颇有感慨，还专门率领一个庞大的广东考察班子到杭州探访阿里巴巴总部。两位书记的关注引出一个很有意义的话题。这可以从人文、地理、文化上给出些说法，也可以从经济现实给出解释，甚至还可以从体制制度上找出原因，但我想可能都不见得得体。回答现实问题最怕从概念出发。我们需要首先结识马云。

　　本栏前几篇曾分析过，与第一代企业家将90%的精力投入人脉关系不同，马云与史玉柱一样，把更多的精力投入行业和客户。但是他的商业观又与史玉柱有着明显的区别。史玉柱持有巨人公司68.43%的股权，马云却只持有自己上市公司7%的股权。马云认为，中国太多企业因为强调控股权与控制权，而最终陷入利益争斗，影响了公司发展。管理和控制一家公司不需要股权而需要智慧。

　　好一个靠智慧不靠股权控制！仅此一点，马云就明显区别于大多数中国企业家。或许这跟马云从小就没有生活在顶尖的那部分人当中的经历有关。

　　马云1964年出生在杭州一户普通人家。他曾自我调侃，他非常懒，以至于都懒得长肉。马云从小功课就不好，不仅没有上过一流的大学，就连小学、中学都是三四流的。

　　1988年，马云大学毕业后去杭州电子工业学院当英语老师，1992年，又和朋友一起成立了杭州最早的专业翻译社“海博翻译社”，课余四处活动接翻译业务。翻译社没给马云带来什么钱，倒是在1995年4月给他带来一次出国机会。那一次，马云被互联网撞了一下腰。他在搜索引擎上输入单词“啤酒”，结果只找到了美国和德国的品牌。空白，便透露着商机。借用互联网把庞大的中国产品介绍给世界：马云看到了撞上来的历史性机遇。很多人开始接触互联网多是惊叹技术的神奇，而马云却想到的是，在中国可以建成世界上最大的电子商务公司！

　　今天有想法，明天再行动，想法就会因为各种各样的情由而不再动人。马云深知人性的这种后拽力。回国以后，开了眼的马云找了24位朋友到自己家里交流他的新发现。马云迅速辞职，借了2000美元，与朋友一起在家里开办了“中国黄页”。1997年底，马云和他的团队受命在北京开发了外经贸部官方中国商品交易市场网站。很快，马云嗅出了体制内级差地租对人的创造激情的遏制。他抑制不住创业的冲动。

　　1999年3月，马云和他的团队回到杭州，以50万元人民币在马云位于杭州湖畔花园的100多平米的家里创办了阿里巴巴网站。期间，马云和他的“十八罗汉”没日没夜地忙着，地上有一个睡袋，谁累了就钻进去睡一会儿。马云起初把公司注册到上海，但是在大上海，维持一个公司成本太高。马云支撑不了上海昂贵的开支，只好定居杭州，而且这里还是中小企业最为集中的地带。

　　马云没有钱，庞大的运营费用将马云压得喘不过气来。马云不得不发挥他极具煽动性的口才和想象力优势来弥补欠缺。他奔赴各类大学、电子商务网络会议和论坛上，宣讲他的B2B模式。听众和海外媒体开始对马云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到阿里巴巴来浅谈投资的跨国投行副总裁蔡宗智被感染了，放下75万美元年薪加盟了阿里巴巴。

　　蔡宗智带来了国际投行的人脉。1999年高盛向阿里巴巴投资了500万美元“天使基金”。1999年底，在听了马云6分钟的阐述后，日本软银总裁孙正义判定阿里巴巴会成为一家和雅虎一样伟大的公司，当即表态，“马云，我一定要投资阿里巴巴！而且用我自己的钱”。2000年1月，双方正式签约，孙正义投入2000万美金。2004年2月，阿里巴巴再获8200万美元的巨额战略投资。

　　曾被化装成机会的陷阱俘获

　　第一桶金通常会使人记忆犹新。那不单是一笔款子，而是植入了一种经商基因。

　　1989年，史玉柱辞职下海去深圳创业，成立公司专门推销巨人汉卡。他利用报纸《计算机世界》先打广告后收钱的时间差，花4000元做了一个8400元的广告：“M-6401，历史性的突破”。13天后，史玉柱即获15820元；一个月后，4000元广告已换来10万元回报；4个月后，他成了一个年轻的百万富翁。“巨人”也诞生了。“如果广告没有效果，我最多只付得出一半的广告费，然后只好逃之夭夭。”这是他后来的解释。他第一次见识了广告的魅力：原来消费者是盲目的。砸广告和人海战术的商业观，由此成型。

　　这种商业观在之后的几年中达到了顶峰状态。1995年2月10日，史玉柱下达了“三大战役”的“总动员令”，一手策划主持广告攻势，第一个星期就在全国砸了5000万广告费，轰动则轰动也，可后来一评估，知名度和关注度都有，但广告效果却是零，因为当时还不知道要向消费者卖什么。这种盲动冲动，是史玉柱走下坡路的起点。两年后终于导致了巨人大厦的倾覆。

　　巨人破产，让史玉柱醒悟到一个真理。旁观者没有保全商人生存命脉的责任自觉。经营方略只能来自于客户心智的求索过程。一天不把客户琢磨透，就多一天的痛苦。这种隐忍与决心，让史玉柱奇迹般地从脑白金起死回生。

　　把制度建立在对人的不信任基础上

　　第一代企业家多是90%的精力跑关系和人脉，10%钻研公司业务运作。他们在沼泽地里坚持下来，奠定了今天经济起飞的基础。而新一代企业家，则把这个等式给颠倒过来。90%的精力钻研业务，10%的精力去公关。对史玉柱来说，这还嫌不够。创业者都不是搖着鹅毛扇指派他人干活的主，什么营生举足轻重他就干什么，绝不假手他人。

　　脑白金起步至关重要的是营销策划，史玉柱当仁不让走在最前边。1998年，他找朋友借了50万元，开始运作脑白金。他把起始地选在了江阴。还没有成品，就拿个其它产品的包装盒当道具。终于，史玉柱心里有底了。他信心十足地对团队说：“行了，我们有救了。脑白金这个产品年销售额很快就能做到10个亿”。在人们的骂声中，他很快达到了预期的目标，而且脑白金销售十年不衰。

　　在商业江湖中浸泡日久，史玉柱对人性有了更为深刻的把握。中国人合作精神本来就很差，一旦有了股份，就有了和你斗的资本。早期公司有了点钱就开始起矛盾，以至于史玉柱当众摔电脑说，“我从此再不搞股份制了”。后来，公司史玉柱一个人说了算，再也没有内斗了。按他的说法，他给团队开出的薪酬要好过拥有股份。许多小公司创业过程中爆发矛盾是常有的事，而像史玉柱这么强烈的反弹却很少见。也正是这种义无反顾的魄力，使得巨人从一开始就有了一个凝聚力很强的内核。

　　当年，脑黄金红火的时候，销售额达到过5.6亿元，但烂账有3亿多。由此导引出巨人大厦的资金链危机。残酷的现实，使得史玉柱体悟到商业必须时时刻刻保持危机意识，必须让企业保持安全充沛的现金流，而且最重要的是，要把制度建立在对人的不信任基础上，因为人性的飘忽不定和贪婪的无处不在。

　　巨人网络与阿里巴巴分别在2007年11月1日和11月6日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与香港联交所上市，先后刷新了中国互联网公司上市的融资规模。恰逢全球股市阴雨连绵的季节，美国次级债危机阴云密布，投资人信心大受折损，两家公司上市后均遭遇了股市大跌，许多人被套牢。但是两者的境遇则全然不同。

　　2007年10月31日，巨人网络首次公开招股。董事局主席史玉柱以每股15.50美元的发行价格卖出5720万股，当天即从股民那里换回8.87亿美元。第二天价格就蹿升到20.48美元，投资者一起叫好。可是没过几天股价就直线回落，直到2007年12月20日探底至9.50美元。迫于投资者的压力，2007年12月24日，史玉柱决定从8.87亿美元中拿出2亿美元回购巨人股票，此时，巨人股价是10.5美元。回购股票救市，依然招来质疑：2个月前，史玉柱用1290万股，换回2亿美元，现在扔回2亿美元，却换回近2000万股，凭什么好处全是你的？但是回购没有挽回巨人股价的颓势。2008年2月8日收盘价为10.39美元。巨人高价发行，一下子套牢了精于股票投资的美国人。个别美国投资者压抑不住被套牢的沮丧,干脆起诉巨人网络披露信息不完整，让史玉柱备受压力。

　　IT精英刘韧11月1日没睡觉，在高位抢先吃进了大量巨人股份，也后悔不已。或许史玉柱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很值得美国股民和中国IT精英谨记：“我觉得最大的挑战不在于能不能发现机遇和把握机遇，最大的挑战是他能不能抵挡诱惑”？遗憾的是，恐怕连史玉柱自己也没有守住以血的教训换来的经验，在巨大的利益面前，商人的本能让他提高了发行价。

　　新中国成立以后，人人当家做主，人人是股东，可是中国人没有体会到财富对个人生活的意义。当时，财富主要是掌控在代表人民的国家手中。改革开放以来，多少次的思想解放，多少次的新思维运动，多少年的高速增长，可是对于一般居民来说，多数人的财富意识都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财富在那时候，是和特殊人物、特殊权利、特殊路径、特殊心肠相联系的。因为富裕起来的毕竟是少数人，多数人还是对财富很隔膜。

　　一般心底厚道的善良人，靠工资吃饭，靠种地吃饭，基本就跟财富没有什么关系了。生活还是像以往那样在延续。那时国营企业与公务员最受人们推崇。因为那是官办的，最为安全和稳定。那时人们最讲稳定，哪怕是跨国公司，谁都不知道到底能够维持多久。人们对财富的观念，可以在一个美国人露易丝·海写的《生命的重建》中找到影子。

　　比如，我很穷，但是我很好；有钱人是骗子，有钱人是贪官；我不想有钱，不想盛气凌人；我的父母很穷，我也会很穷；只有骗子才会有钱，我永远不会挣钱；千万不能告诉人我在银行里有多少钱；永远不要借给别人钱，也永远不去借钱；我是没有价值的，我没有关系和能力；节省一分钱就是挣回一分钱；为“不测风云”而存钱；只有努力工作才会有钱……这些刻画当年一般美国人心态的财富意识，跟前些年一般中国人的心态何其相近！

　　可是，仅仅十多年，尤其是近两年，中国楼市和股市的突变，让这一切有了一个根本的改观。这两年不动产和股市价值倍增，促成了国家财富向居民手中的转化，居民财富意识跟着起了变化。物质决定精神。